活跃于硅谷的传奇风投公司：红杉资本

当1968年道格-莱昂内(Doug Leone)来到纽约州，这位11岁的意大利移民茫无头绪。他在一次数学考试中不及格，因为看不懂判断对错题的“正”“误”题意说明字眼。他穿着西尔斯百货淘来的难看大裤子，引来全班同学的嘲笑。放学后他独自一人看黑白电视上播放的《麦克海尔的海军》(McHale’s Navy)连续剧，希望从中学习口语帮助自己适应。

 

　　几年后莱昂内开始找到感觉了。“我在船上做童工，夏天汗流浃背像一只猪，”莱昂内回忆道。“放眼望去我能看见乡村俱乐部游泳池嬉戏的所有儿童，年轻小伙子和女孩们谈笑。那时我对自己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们在商界竞争。你们让我来美国犯了大错。”

 

　　雄心-脆弱-辩白。许多事业成功的移民在发迹的过程中克制着这些感情。他们把早年间受到的怠慢隐藏起来，竭尽全力融入美国上流社会。不过莱昂内不是这样。甚至在身居红杉资本风投公司合伙人高位之时，莱昂内也向人倾诉。“让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是担忧，”莱昂内坦承。

 

　　走进红杉资本在硅谷的办公室，看看像莱昂内这样的一群完美主义者共事能做出多大的成绩。这一长串成绩单从1980年苹果上市开始，之后是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LinkedIn等。它们都是红杉资本的孩子。自从1972年创建以来，红杉资本投资的创业公司如今市值总和达到令人瞠目的1.4万亿美元，相当于纳斯达克总市值的22%。

 

　　然而红杉资本并不像其它顶级风投那样炫耀它的成绩，更不要说像摩根大通或KKR那样高调了。在红杉资本，具有历史意义的IPO文件塞在不起眼的杂货店式架子里。合伙人不喜欢用豪华的私人办公室，而是在开放大厅的立式办公桌旁耕耘。会议室摆的是廉价塑料字纸篓。这样的景象仿佛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富有。

 

　　去年红杉资本取得了空前成绩，九位合伙人上榜《福布斯》最佳创投人，对Airbnb、Dropbox、FireEye、Palo Alto Networks、Stripe、Square和WhatsApp等公司的投资获益匪浅。2011年便支持WhatsApp的戈兹(Jim Goetz)独占鳌头，远在Facebook同意190亿美元收购它之前便意识到其价值。莱昂内排名第六，之后是莫里茨(Michael Moritz)等七位同事。

 

　　红杉资本的基本工资不算耀眼。虽然红杉资本总合伙人的工资能超过100万美元，但它不用为华尔街式的保底奖金操心，一些更资深的合伙人已降薪加入总合伙人行[微博]列。做出这样的牺牲很容易，因为资本收益大大超过基薪。

 

　　请看红杉资本的“风险六号”(Venture XI)基金。该基金2003年从大约40位主要为大学和基金会的有限合伙人中募资3.87亿美元，11年后除去管理费的净收益为36亿美元，年均增长41%。红杉资本合伙人应得30%，为11亿美元；有限合伙人得70%，为25亿美元。再看先后于2010年和2012年设立的回报更为丰厚的“风险八号”(Venture XIII，迄今年回报率88%)和“风险九号”(Venture XIV)基金。这两支基金将从Facebook的WhatsApp收购交易中分得大约30亿美元。

 

　　曾为硅谷芯片业销售与市场营销主管的瓦伦丁(Don Valentine)1972年创建了红杉资本，决定在风险投资领域一试身手。瓦伦丁是纽约一位卡车司机之子，天生就有一对识别创立伟大公司人才的慧眼。你会在历史书上读到瓦伦丁，他在1978年向当时22岁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投资——尽管他后来说乔布斯散发的气息怪怪的，看上去像胡志明。

 

　　20世纪90年代初瓦伦丁退出对红杉资本的管控，由莫里茨和莱昂内接手。表面上看莫里茨和莱昂内没有共同之处。牛津大学毕业的莫里茨最初是《时代》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总是发明一些哲言。莱昂内从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先后在惠普、Prime Computer和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卖电脑，喜欢隐藏自己的观点。莫里茨在红杉资本仅两年便升任完全合伙人，莱昂内则用了五年。

 

　　不过两人都符合红杉资本的领导风格：精力充沛、果断及随时准备支持推动世界进步者。“我们每投资一家小公司都要克服重重困难，”莫里茨表示。“我们总是被规模远超我们的公司打击，它们威胁要消灭我们和创业者。证明每个人都错了真是不可思议的令人兴奋。”

 

　　目前莱昂内任资深合伙人。莫里茨仍是一位积极的投资合伙人，但在2012年放下管理职责，之前他被诊断出一种或将影响今后5-10年生活质量的不明疾病。近期莫里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尽可能保持健康是万事的关键，并称获知患病消息的那天早上还游了90分钟的泳。当问及自己的身体前途是否有变化时，莫里茨回答“谁知道命运会怎样安排”。

 

　　红杉资本合伙人每个月至少要听200场推介，而一般他们每月只投资两家公司。无论一场推介会的结果是被肯定还是否定，创业家们都表示与红杉资本交流是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之一。莫里茨是“侦探”，他倾听创业家将述的每一个细节，并敏锐地问一些奇怪的问题。Botha、Lin和Schreier是促增长大师，想方设法让面向消费者的初创公司更快增长。Goguen和戈兹是 “机械师”，利用在科技公司25年的经验评价一家公司成功可能性。

 

　　还有莱昂内。这位热那亚的移民喜欢当场质问创业者，由此发现意志足够坚强能够成功的创业者。经验丰富的硅谷高管辛格勒忆起上世纪90年代与莱昂内的一场会面，莱昂内拿起他的简历翻了翻便大声问：“你知道怎么管理初创公司？”他们唇枪舌战了十分钟，最后莱昂内宣布：“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聪明的管理者，我们可以开会了。”

 

　　现在辛格勒是得到红杉资本资助的企业/社会软件提供商Jive Software公司的CEO。莱昂内经常把辛格勒当作红杉资本家庭的一员挂在嘴边。

 

　　消费服务软件公司Medallia联合创始人兼CEO哈尔德(Borge Hald)2012年在寻求第一轮外部融资时见识了莱昂内犀利的言辞。“其它大部分风投公司巴结我们，说我们的公司很好什么都不用更改，”哈尔德回忆道。“莱昂内质疑我们，说我们需要大力加强销售。他说在充满能量与混沌的世界，我们就是衡量有序状态的熵。”莱昂内的尖锐批评产生了效果，尽管竞争对手提供的条件更优厚，Medallia还是与莱昂内签约。

 

　　红杉资本与业家们的缘分部分在于该公司愿意在好项目上迅速行动。周一早上向红杉资本合伙人推介，如果一切顺利，当天下午你就能得到愿意投资的君子协定。如果你向红杉资本要一份条款清单，它会在一张纸上写满要点给你，而不是长长的律师备忘录。崇拜红杉资本行动神速的有特斯拉[汽车CEO马斯克(Elon Musk)。马斯克记得，1999年他创立PayPal时，红杉资本给他寄来500万美元起步资金，尽管当时律师还没完成他们的文件工作。

 

　　红杉资本与硅谷最优秀移民的结缘很难说只是偶然。莱昂内的同事莫里茨来自英国威尔士，Botha和Lin分别来自南非和中国台北，还有认为自己也是移民的美国东北部人。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利亚人在红杉资本很少见。每个人都是外来人，仍在这片新土地上努力赢得认可和成功。

 

　　于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不介意在通常为伟大新创业公司诞生地的破咖啡馆和办公楼中搜寻它们。其它风投资本家在高尔夫球赛或达沃斯会议上等成功找上门来。“我们不去那些地方，”莱昂内说。“下一批创业者不在那里。”

 

　　风投公司通常被比作争吵不休的短暂婚姻。野心勃勃的年轻合伙人与老一代合伙人长期不合。各风投机构内部为谁是优秀人才谁是碰运气、谁应该多分一杯羹谁应该被赶出去喋喋不休。加上个人的长期矛盾或不谨慎行为，风投公司的争吵不久成为律师们的盛宴。

 

　　红杉资本是一个长期例外。它在延揽人才、日常工作和薪酬待遇方面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怪癖，使得公司能够长期保持和谐及所需的领导年轻化。老一辈合伙人拿钱走人，新人取代他们的位置。红杉资本的运作符合莱昂内的意大利大家庭理念：人很多，大家进进出出但决心无论怎样也要抱成一团。有女性吗？红杉资本尚无女性担纲美国投资业务，但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女性加盟。

 

　　“我们希望大家出身贫寒，需要成功，”莱昂内说。“我们希望打造大家不断分享成绩的文化。”红杉资本不要一些知名商学院担任无投票权高级合伙人，他们更多由经验丰富的科技界前高管担任。这类人数量众多，都在红杉资本投资过的公司工作多年。

 

　　红杉资本每周一上午八点召开例会，讨论投资前景和审查已投资的公司组合。公司有鼓励身份不高员工的不成文规定。“会议目的是做出正确决定，而不是自证正确，”戈兹说。“如果你一次发言超过90秒，你也许就说得太长了，”一位新来的合伙人Aaref Hilaly补充道。

 

　　与华尔街的积极投资者不同——他们鼓动或可导致公司股价一天飙升的大改组，红杉资本合伙人不遗余力地帮助创业公司，关怀之微也许从不曾引来媒体的报道。当WhatsApp难以招聘合适的工程师时，戈兹至少和六七位候选人及其配偶共进晚餐，让他们相信这家低调的创业公司真的有光明的前景。当23岁的Stripe联合创始人科利森(John Collison)希望有人帮助向东海岸一家大金融公司推介自己的支付服务时，红杉资本的莫里茨模拟了两次情景推介，告诉他如何把“故事”讲好。

 

　　红杉资本并非总能慧眼识珠。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声浪中，红杉资本对eToys、Webvan等公司的投资损失惨重。近来它又在一照片应用公司Color砸2500万美元，最终亏本卖给苹果公司。即使取得惊人成功的2003年“风险六号”，红杉资本向多家最终倒闭的创业公司投入的1亿多美元毫无收获。

 

　　周期性损失投资在风投领域不可避免。让红杉资本不安得多的是与明日传奇性创业者的会面，当推介会结束时不知怎地对他们说不而不是予以肯定。红杉资本与Pinterest和Twitter就这样失之交臂。2007年红杉资本本来有机会在当时估值只有2000万美元的羽翼未丰的Twitter占股10%。

 

　　学无止境。2011年红杉资本投资人努力找出Twitter案例中可以确定的错误。他们的结论是：太拘泥于在创业公司占股20-30%的理想目标。Twitter CEO多尔西(Jack Dorsey)只愿出售更小比例的股权，事后看来红杉资本应该同意。如果有特别优异的创业公司，红杉资本合伙人现在愿意降低占股目标。

 

　　红杉资本最大的失误是在2006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穿着睡衣迟到，与红杉资本讨论文件分享软件Wirehog的投资。传记作家David Kirkpatrick表示，扎克伯格怠慢红杉资本的闹剧是对它的苛求。扎克伯格的奚落起到了作用，最后从Accel Partners得到融资，而该风投最终实现了300倍的回报。如今红杉资本与Facebook的关系已经恢复，2012年以来Facebook以最高价收购红杉资本投资的Instagram和WhatsApp。

 

　　其他风投人士钦佩红杉资本取得的成绩，尽管他们忍不住要嘲笑它的风格。Greylock Partners的David Sze表示：“我们两家公司都全力培养能改变世界的公司，红杉资本更尖锐，我们更讲合作。”

 

　　红杉资本竭力使来自最优秀公司的收益最大化。(1979年红杉资本持有苹果股票仅18个月便将其卖出，如今它不打算再犯那样的错误了。)与其它运营有限合伙人投资基金十年的风投公司不同，红杉资本通常设法将合伙人关系维持到十六七年。在谷歌上市后红杉资本持有它的股票近两年，20世纪90年代持有雅虎股票的时间则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