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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攻科技研究的普福尔茨海姆教授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谈了谈她的新书——《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未来》（The Ethics of Invention：Technology and the Human Future，诺顿出版社，2016）。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计划先驱，以及康奈尔大学久负盛名的STS中心的创始人，贾萨诺夫将探索科学、技术、法律、政治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为毕生事业。
我满心疑问。一直以来，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主动与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工作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保持距离。这种心理定势会被改变吗？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我们有可能就此逃脱吗？还是说，我们注定要成为轮中之鼠，重复着创新、灾难和补救的循环？既然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发明或发现中可能存在问题，那他们为什么很少在这些问题被广泛传播前对它们进行权衡？
正如贾萨诺夫所指出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两个世纪里，相当庞大的一部分人类思想和能量转化为创造并维持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灵感，而这些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本身是“价值中立”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你将价值注入到科学和技术里，也就破坏了这个过程。这种价值中立的科学和工程学方式带来了非凡的收益；但也产生了问题，而且不乏大问题。
大部分STS学者会告诉你，许多科学和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有价值取向的。贾萨诺夫则更进一步：她认为技术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技术总是受到“理想的未来”启迪，而这种未来并不来自于技术本身，而来自社会对“好”的认知。根据贾萨诺夫的说法，先构建对优秀的认知，然后创新和发现才循着那条轨迹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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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计划试图弥合技术创新和社会影响之间的鸿沟。但很多科学和工程学学生仍然把这些计划视为人文科学的避难所，他们认为运动员和英语专业的学生只是试图借此完成大学科学学业，并不会真的把它们应用到科学或工程学里。还有人把这些计划视为浪费时间，并不认为它们重要或有用。
一些东西也随着这些转变逐渐丢失。或许是由于许多这类科系都位于大学的文科学院，因而有一个想法根深蒂固：科学政策议题是别人的问题。大概当这些科系应该依靠科学和工程学的核心科目（比如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时，它们的关注点却偏向了其他方面。
不过STS计划也不乏具有创造性的进展。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STS计划完全在工程学院进行，STS是该校每位工程学学生都要在论文中涉及的内容。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其STS本科在校学生必须对工程学或科学某一领域的基本原理有扎实的理解，才能完成学业。
奇怪的是，贾萨诺夫的母校哈佛大学在STS领域却没有独立的博士学位项目。哈佛大学大概可以在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开设一项。约翰•A•保尔森学院充斥着各种可能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和创新。在那种快节奏工作中设立一项STS计划或许能够取得一些十分显著的正面效果。
在20世纪，科学家和工程师或许可以以不知情为由为自己辩护。在许多方面，我们在实际见到创新发生作用之前确实无法预知它的影响。但如今早已进入21世纪，技术人员没有理由不去设想他们正在为所有人创造的未来，而且这也是他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