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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研究院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的众多机密研究项目中，有一个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下属的技术服务局的支持。技术服务局的负责人是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他也许是有史以来该情报机关中最声名狼藉的科学家。这一秘密项目的内容是测试各种形式的超心理学，例如人类是否有能力利用意念来描述甚至影响远程对象。戈特利布对这项工作的前景深信不疑，有一天他还邀请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的主任斯蒂芬•卢卡西克（Stephen Lukasik）到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来对其进行讨论。
戈特利布是受过培训的化学家。他既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相信自己的工作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无论是敌是友，都认为戈特利布先生是个天才，他力求为国家探索人类心智的尖端前沿，”1999年《纽约时报》在戈特利布的讣告上写道，“同时他的一生也在探寻宗教和精神的意义。”然而最终，戈特利布最为后世所铭记的却似乎是他对公共行为准则的恣意蔑视。
作为技术服务局的主管，戈特利布领导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支力量，曾试图制造毒钢笔和会爆炸的贝壳，以阴谋刺杀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但未能成功。他还投身于该机构最为人所不齿的项目之一：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一种麻醉药）作为精神控制药物来使用。在戈特利布的指示下，LSD被用在毫不知情的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测试，精神病人、妓女等，甚至还有一名后来自杀的军事科学家都成为了不幸的牺牲者。这一项目在1975年被洛克菲勒委员会首次曝光，随后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此做了详细披露。此后，戈特利布作为疯子科学家的公共形象就基本坐实了。
卢卡西克拜访戈特利布的那天（据卢卡西克回忆，那是1971年的一天），这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科学家精神状态良好。戈特利布当时想要讨论的话题是小兔子和核大战末日。
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和美国深陷包括核潜艇在内的猫鼠大战中。装备有核导弹的潜水艇在深海中潜行时很难被发现，使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然而，当时并没有向潜入深海的核潜艇下达发射导弹指令的好办法，而潜艇定期浮上水面接收通信会很容易被发现并成为攻击目标。
这正是戈特利布的新的动物项目登场的源头。1970年，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铁幕背后的超自然发现》（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描述了苏联以及其他东欧集团国家对于各类超自然现象的狂热。这本书的作者希拉•奥斯特兰德（Sheila Ostrander）和琳恩•施罗德（Lynn Schroeder）称：“苏联研究超感官知觉（ESP，即特异功能）的主要动力据说来自苏联军队和苏联秘密警察。”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冷战铁幕背后针对超自然现象的数十种调查，从试图捕捉生命体“气场”的克里安照相术到情绪的心灵感应都包括在内。苏联投资研究超心理学的想法迅速成为美国人从事同样研究的正当理由，并被不断强化。
根据《铁幕背后的超自然发现》一书的描述，苏联当时正在测试的一个超心理理论涉及新生儿与母亲之间的情绪联系，这种联系使母亲甚至能够在遥远的距离外“感知”其子女的死亡。由于并不能真的杀死一名新生儿，研究人员转而使用小兔子进行实验。实验听上去就很恐怖：一只兔宝宝在兔妈妈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地方被杀死，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在另外一间实验室中观测兔妈妈的反应。
苏联声称该实验有效，且可用于潜艇通信，但从未制定并公布实施方案。推测他们的做法是在潜艇中饲养一只兔妈妈，由一名潜艇兵负责观察它是否表现出痛苦的迹象。这种想法并不是想让一只处于过度激动状态的兔妈妈来引发核交火，而是将该迹象作为“苏联核潜艇的提醒警报”，卢卡西克说。它可以作为让潜艇上浮来接收更详细信息（例如发射核导弹的命令）的信号。
这一设想的荒谬并未使戈特利布止步。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资助斯坦福研究院对超心理学进行“安静、低调和保密的研究”。戈特利布希望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来看看这项工作，有可能的话，再提供些支持。
虽然所谓的苏联实验听上去十分可疑，但反潜战工作却是高级研究计划局当时正在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超心理学引发了公众广泛的兴趣，甚至一些国会议员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们对高级研究计划局这类机构施压，要求支持对超心理学的研究。
“我认为这类研究完全是胡说八道。”卢卡西克承认。但他表示，高级研究计划局至少可以做出有诚意的努力，看看其中是否有值得资助的项目。
被选派领导超心理学调查的科学家是常驻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反主流文化方面的专家——乔治•劳伦斯（George Lawrence）。当时39岁的劳伦斯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即便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该机构也跟五角大楼中的任何其他机构一样保守。虽然这里是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天堂，但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大学的自然科学科系、国防工业和军队。这里并非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温床。
劳伦斯是一个异类。至少看上去他有点像波西米亚人，喜欢喇叭裤和宽领口T恤。他偏好对60年代末的思想思潮进行研究。在当时，有关身心相互作用和意识的研究将科学与唯心论结合在一起。劳伦斯还是少数（但人数不断增多）对计算机着迷的心理学家。
他的首个主要项目始于1970年，是关于生物反馈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通过为研究对象提供来自传感器的实时信息，来训练其控制呼吸和心率等生理功能。该项目的设想是人在本质上可以用意念驱使自己实现不同的生理状态。这一研究融合了生物学与东方哲学，并引发了其与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所推崇的LSD的比较。科学家认为生物反馈可以使陷入紧张状态的人仅通过集中精神就能够降低心率或血压。
高级研究计划局之所以对这一领域感兴趣，是为了帮助战斗中的军队。理论上，生物反馈可以使士兵的射击更加精准，甚至能够在被射伤之后通过控制心率来使出血速度放慢。研究人员假设，飞机受损时，如果飞行员能够学会降低心率和血压，就不会在执行应急操作步骤时惊慌失措。虽然几乎没有任何记录在案的试验，但劳伦斯认为进行生物反馈测试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的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是对这一领域的首次系统性探索，将科学方法引进了这一由奇闻异事主宰的领域。但当劳伦斯希望研究人员前往越南对生物反馈进行实地测试时，却没人愿意去。“有人给一位国会议员写信，称我试图胁迫大学教授进入越南丛林。”他说，“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像我一样把那看成是一次有趣的探险。”
最终是否成行很可能不重要了。因为劳伦斯得出结论，对于生物反馈的更加野心勃勃的应用，例如士兵将心率降低至能够止血的地步，很可能无法实现。劳伦斯写道，至少不会有人用意念使心脏停止跳动并死亡。
虽然生物反馈项目算不上成功，但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内部，劳伦斯作为反主流文化理念的关键人物的地位却得到了巩固。因此，指派劳伦斯去视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超心理学研究以确定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否应该提供资助并不完全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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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在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对超心理学的调查时，人们（甚至是劳伦斯本人）对于此事的认真程度。至少从表面上看，劳伦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他摆弄着采用克里安照相术拍出的相片，试图发现这种方式能否真的捕捉到“气场”；他参加了在苏格兰召开的一个超心理学会议，并周游全国，会见女巫、灵媒和其他超自然现象的相关人物。在这些人中他最喜欢女巫。
劳伦斯最著名的超自然力调查是1972年的斯坦福研究院之旅——这次访问因偶然被媒体发现，最终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在斯坦福研究院，物理学家罗素•塔尔格（Russell Targ）和哈尔•帕斯奥夫（Hal Putho）正在利用戈特利布中央情报局办公室的资助，调查超自然现象。
当时，这项工作主要集中在对以色列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的能力进行测试上。他原先是个艺人，但之后成为通灵人士。盖勒最为人所知的表演是用意念来使勺子弯曲。他还声称自己具有很多其他超自然能力，比如意念展现和“千里眼”，后者是指描述出远方或视线之外物体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对“千里眼”能力尤为感兴趣，因为理论上这将使侦察外国的基地和技术变得可行。
急于获得主流认可的帕斯奥夫和塔尔格同意为劳伦斯进行一次非正式展示，但他们说劳伦斯不能观察受控试验。劳伦斯邀请了另外两名科学家来一同观看展示，他们分别是业余魔术师兼大学心理学家雷•海曼（Ray Hyman）和相信超自然预感（包括他自己的预感在内）的睡眠研究教授罗伯特•凡•戴•卡索（RobertVan de Castle）。凡•戴•卡索研究人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以及怎样在做梦的时候接收思想，劳伦斯在大学时候就认识他。“他、海曼和我一起去了斯坦福研究院。盖勒将在那里向我证明他的能力是真实的，而我则要为此投资一大笔钱。”劳伦斯说道。
海曼和凡•戴•卡索一起见了帕斯奥夫、塔尔格和盖勒。劳伦斯头天晚上喝得大醉，晚些时候才跌跌撞撞地进来，用凡•戴•卡索的话说，就是看上去一团糟。就这样，当天登场的是一位宿醉的军队科学家、一位从业余魔术师转行过来的心理学家、一位研究超自然梦境的教授、两位看上去很容易轻信他人的物理学家，以及可能成为超自然超级武器的盖勒。情况从此开始急转直下。
盖勒展示的第一个能力是读心猜数。这位以色列演员用手夸张地盖住双眼，让劳伦斯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数字。坐在旁边的海曼后来回忆说，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盖勒当时正在偷看劳伦斯的手部动作。
在另一个展示中，盖勒想要展示他能够“接收”别人想法的超自然能力。因此，他将凡•戴•卡索带到旁边一间单独的房间中，让凡•戴•卡索从一本杂志中选择一张漫画并把它手绘出来，因为杂志图片比较难以被“接收”。两张图——原始杂志图和手绘复制图——都被放在单独的信封中。凡•戴•卡索将装着原始图的信封放在胸前的口袋中，将装着手绘图的信封夹在腋下。盖勒随后让凡•戴•卡索闭眼，再站到他正后方——两个人贴得非常近，盖勒都可以碰到他——准备接收他的想法。盖勒很快就显得胸有成竹：他已经画好了图像的简笔摹本，但没人能够观察到这一非凡技艺，因为房间里除盖勒外只有凡•戴•卡索一个人，而他全程都闭着眼睛。
海曼感到迷惑不解：试验的条件是怎样的？为什么不能有人看着盖勒画图？这些问题的答案顶多是在避实就虚。而其他展示的情况也是如此。盖勒要么不能、要么不愿在受到密切监视的情况下进行表演，或者在他看似得到正确结果之后并不让人进行过多可靠的检查。“从那天我在实验室遇到塔尔格和帕斯奥夫的情况来看，他们给我的感觉更像是笨手笨脚的白痴，而不是备受尊敬和有学问的物理学家。”海曼写道。他认为盖勒的表演全是受过训练的魔术师的典型手法：待人如友、转移注意力和进行迷惑。
如果说海曼对于盖勒的特异功能只是怀疑的话，那么劳伦斯则是愤怒。在一个展示中，盖勒使罗盘指针移动了5度。劳伦斯以为盖勒重重剁了一下脚，于是他也照做了，却让指针移动了45度。很显然，帕斯奥夫和塔尔格不会得到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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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盖勒的展示未能打动劳伦斯，但读取他人思想的想法却激发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科学家的想象力。就在访问斯坦福研究所的同一年，劳伦斯还启动了一项完全不同的读心术工程：不依靠超心理学，而是通过可测量的大脑信号来控制计算机。
在劳伦斯的设想中，由大脑驱动的计算机采用被他称为“生物控制通信”的技术，这是十分大胆的想法。这台机器不仅能够通过键盘或控制杆来进行输入，还能够通过监测大脑活动的传感器直接与人的想法互动。
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生物控制论项目为探索大脑信号的一些研究人员提供了资助，比如提出了“脑机接口”一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雅克•维达尔（Jacques Vidal）。他在1973年的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写道：“这些可被观测到的脑电信号能否作为人机通信的信息载体，或是用于控制假肢或宇宙飞船这类外部装置？”在几年内，维达尔的研究就得到了有前景的成果：在一项实验中，测试对象仅仅通过思考，就能够使电子目标对象走出计算机屏幕上的迷宫。
根据时任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埃曼纽尔•唐钦（Emanuel Donchin）的描述，那段时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岁月。唐钦曾受劳伦斯资助，研究探测和解析脑信号。高级研究计划局并不是唯一支持这类工作的机构，但却是最重要的机构。
从另一方面来说，像生物控制论之类的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经常会对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前景过于乐观。“比如，很快，一台监测飞行员脑电活动的计算机……就不仅能够使飞行员看到警报信号，还能够保证飞行员理解信号的重要性，并做出恰当的回应。”一份早期的项目说明如是写道。“这是我编的。”劳伦斯回忆起一些更加荒诞的应用前景时说道。生物控制论的挑战在于，其幻想出的应用（例如大脑驱动的计算机和思维控制的飞机）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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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的大脑驱动计算机在当时属于边缘科学，不过杀死小兔子来与潜艇通信或者资助以色列魔术师来远程查看苏联基地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初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是一个容忍甚至鼓励探索这类稀奇古怪想法的地方，但与其他机构不同的是，高级研究计划局需要真正优秀的科学研究。
在讨论高级研究计划局能否对超心理学进行资助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劳伦斯与卢卡西克与已经为这类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坐在一起。最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问劳伦斯：“劳伦斯博士，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
在那时，劳伦斯对于超自然现象的调查已经使他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者和诈骗。“您完全是在浪费金钱。”他沮丧地爆发了，“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没有意义。”
接下来是一片死寂。卢卡西克赶紧换了一个话题。从此没有人再请劳伦斯调查超心理学。高级研究计划局从此也再没有资助任何一个超自然项目。“我辛苦工作了这么久，跟那么多傻子和骗子打过交道，”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瞎扯。”
盖勒的支持者相信，这位魔术师可以帮助美国找到苏联潜艇的位置，他们对劳伦斯的结论非常失望。当美国国家情报机关花费了数千万美元研究超自然力一事被曝光时，许多情报机构都陷入尴尬的境地，而高级研究计划局却在劳伦斯的帮助下避开了这种尴尬。对于那些质疑高级研究计划局对于超心理学的开放式调查到底对不对的人来说，事实是：劳伦斯愿意去会见女巫和灵媒，说明他有着开放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展开了对大脑驱动计算机的探索。
情报机构对于超自然力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95年。虽然声称取得了成功的结果，但几乎都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另一方面，生物控制论却蓬勃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生物控制论仅仅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那时读取大脑信号的能力最多只能说是初具雏形。然而，到了2013年，生物控制论繁衍出了整个脑机接口产业，脑机接口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商业视频游戏、车辆传感器，以及作为“闭锁”患者（无法与外界交流的患者）发出信息和控制外部仪器的工具。曾经需要等到数十年后才能实现的应用现在正在被制造出来，劳伦斯的早期设想正在成为现实。
对于超心理学，劳伦斯在几年后曾经开玩笑说，也许他不应该那么快就提出批评，而是应该让这出戏演得再久一点。“至少，”他说，“我可以见到更多的女巫。”
编者按：这篇文章根据作者的新书《战争幻想家：改变世界的五角大楼机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Imagineers of War：The Untold Story of DARPA，the Pentagon Agency that Changed the World，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中的一个章节撰写。在节选的这一部分中，作者描述了该机构历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一些秘密档案。
作者: Sharon Wei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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